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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落遗址考古发现看汉代乡里田园面貌

2019-09-08 来源:自集趣事网
从聚落遗址考古发现看汉代乡里田园面貌

图为三杨庄遗址第二处庭院主房瓦顶东侧出土的瓦当。
三杨庄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刘海旺供图

汉代基层社会的面貌,传世文献仅能反映出大致轮廓。近年来,随着简牍的不断发现,关于汉代乡里行政、社会秩序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认识得到逐渐深化。同时考古发掘的汉代聚落遗址也越来越多,如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山东山亭海子遗址、四川郫都指路村遗址等。这些不同地区的聚落遗址,为认识汉代基层社会提供了直观资料。

为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公元前202年,刘邦颁布“复故爵田宅”令,一方面奖励战时立有军功者,一方面安置流民。文景时期,西汉政府实施“轻徭薄赋”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汉武帝晚年主动调整国家政策,开始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并实验、推广代田法。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村发现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主要由宅院遗存及其周围农田遗迹等构成。农田遗迹的形态为甽(垄沟)畝(垄背)相间的结构,甽畝宽度一般为60厘米左右,深度约6厘米。结合遗址出土的大铁犁、鼓型石磙等农具,以及聚落周边的地理环境,可以确定农田遗址所反映的耕作方法与代田法类似。

就三杨庄遗址而言,目前考古发现的14处宅院,分布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四周没有修建垣墙,宅院与宅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最近者25米,远者超过500米。宅院的周围分布着南北向或东西向甽畝的农田。三杨庄遗址这种田宅分布关系及整体布局,与文献记载的闾里式聚落差别较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生产关系状况,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生产力发展,每家每户可以单独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生产力水平较低时,人们需要共同协作来完成生产活动,甲骨文“协田”、《诗经·载芟》“千耦其耘”,描述的就是这种场面。三杨庄遗址的田宅关系正是铁质生产工具推广及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方式进步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其次,在生产关系方面,反映了自耕农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商鞅变法,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推行小家庭制度,每户按照爵位等级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关于田宅占有数量的规定,证实了名田宅制度的真实性。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始建于西汉中后期,废弃于新莽时期,其田宅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自耕农土地占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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